一个有创新的社会要有技术哲学的思维，要有“看10年”的视野，要有容忍失败的胸怀。而第一批成功者，是定下这基调的关键。

凯文·凯利是谁？

他是摄影师、作家、分析师；他是美国《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人，而在此之前，他是乔布斯当年最喜欢的杂志──《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出版人，以及1984年第一届黑客大会(Hackers Conference)的发起者。

他最令人钦佩的成就，是准确预言了“互联网未来5000天”的发展──在其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他就预言了云计算、物联网、网络社区将成为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今天，他还在不断地思考下一个时代的网络与技术对人类的改变，被称作是一位“技术哲学”的大师。

如果这些仍然听起来玄虚和陌生，那么你一定熟悉1999年上映的电影《黑客帝国》，凯文·凯利的《失控》一书是该片演员必读的3本书之一。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凯文·凯利对网络文化观察和预言的影响力体现。

在互联网产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中国，凯文·凯利在2010年12月初的到来按理说应该算是正当其时，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中国却遭遇了一些沟通上的“错位”──听众们似乎对其“技术哲学”一头雾水，对其频繁讲述的“技术的善恶”也没有共鸣。

而最尴尬的莫过于在很多现场互动环节，嘉宾和现场提问者有让凯文·凯利给中国版权保护支招的、有问3Q大战谁是谁非的、也有让他预测Google什么时候被Facebook超越、甚至还有让他预言下一个即将爆发的技术是什么。对于一个“关注未来10年社会大趋势”的技术哲学家来说，这些具象问题他其实除了瞎猜并没有更精彩的答案。于是不少人开始觉得这位“大师”没什么东西，至少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不会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我觉得很尴尬。”凯文·凯利对《商业价值》记者说：“大家似乎都想知道明天的天气，但是又对我们即将进入什么季节不感兴趣。”

这个技术哲学家在中国的遭遇，恰恰是中国互联网的最大的问题——在技术哲学这个视角上，这个产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盲点。

技术哲学的价值

凯文·凯利在中国的几次演讲中说了很多关于技术元素（Technium）对于人类社会意义的思考。他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技术是中性的”，不好不坏，但它能给人类带来更多选择是一件好事，所以总体来看，技术的发展应该被鼓励而不是被压制。

为什么凯文·凯利会专门探讨“技术是好的还是坏的”？实际上，这是美国互联网界正在思考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越来越多的思考者发现，不断加速发展的技术与人的融合，正在迅速突破技术原来作为工具的界限，成为人类“外部基因”无法剥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举例来说，原来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获取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上的SNS、微博、问答等模式，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和终端，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神经元”，进而构成一个拥有最高信息处理和获取能力的“群体智慧”。这已经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大格局，因为其从本质上颠覆了原本企业、甚至政府对于公众的信息优势。所以一系列传播、营销、服务的方式都将随之变革。

而这些加速发展的改变已经开始与传统人类社会产生碰撞，进而产生隐私、信息权、信息资产、信息暴力等众多问题，包括最近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痛的维基解密，就是一种通过技术进步，造成“组织对个人信息优势崩溃”的集中体现。

这个时候只有首先确认了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才能明确方向——那就是用更多更新的技术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管制和限制”来降低人类技术进化的速度，进而关闭互联网创新的大门。这个思想，其实正是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最近探讨比较多的问题，自然也是凯文·凯利认为目前最值得拿出来谈的话题，因为只有这一点确认之后，才可以看到未来10年后的大趋势，才可以知道互联网前进的方向。

虽然这个话题在中国并没有引发共鸣，但是凯文·凯利觉得：“迟早所有的社会都会面对这样的思辨”。因为互联网的本源问题，其实就是科技对人的重塑和对人类社会的再造。这个看似玄虚的问题背后，其实有一些必然的规律和可以参考的历史路径。

在美国，凯文·凯利并不是唯一的技术哲学思考者，他说在美国互联网界总是不乏对这个领域有深刻理解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像他这样的独立观察者──一群坚持站在产业之外而不是投身其中的人。

这群人没有自己开互联网公司，算不上财富上的成功者，但是他们并没有过着窘迫寒酸的生活。比如凯文·凯利自己的博客网站、版税等收入足够养活他找一个地中海小岛去呆上半年，思考10年后的互联网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其实有着很高的地位。美国企业界甚至政府都对这群思考者青睐有加，把他们作为社会智囊，经常邀请他们提供针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情景分析（Scenario Planning)，以便从企业内部发现问题，结合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建立符合情理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推演平台，然后运行关于未来发展轨迹的多元化推演，从而帮助企业发现未知的机遇与挑战，并更为合理地制定长期企业策略。

“比如我不久前去迪斯尼参与讨论，发现迪斯尼关心的问题是——未来5年、甚至10年人们可能会用什么看电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有一群不同学科的分析师进行各种关于未来的模拟，这是我们这些大脑所擅长的。”凯文·凯利举例说。这并不是空想而是一种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和推演，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市场调查和数字分析就能解决的。

作为互联网的基础科学，“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一直在被中国社会所忽视。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那些写成功者传记的书多到没地方摆，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未来，因为这个社会的眼睛都盯在今天和明天，对于“后天”则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思考。

这或许就是中国虽然可以凭借拥有庞大市场而诞生了众多赚大钱的互联网企业，却从来没有真正引领全球潮流的创新应用，更没有诞生改变人类发展轨迹的伟大企业的原因。就像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都是在哲学层面有深入思考和伟大建树的文明一样，对技术哲学的积淀，恰恰是一个族群在信息时代创新和领先的前提。

第一批成功者的责任

凯文·凯利说自己不算是“成功者”，但是他很享受现在的身份和角色。一个社会，不可能所有人都要做个世界级企业，总要有人去思考那些别人没时间思考的问题，也总要有人在大家抓住“技术春天”百花齐放的时候，去研究下一个年代的“大气候”。

凯文·凯利把自己看作一个科学家，但也是一个技术哲学的布道者。“无论作为《连线》杂志的独立董事，还是编辑、出版人、作家，我一直努力在做的就是整合各种观点与信息，并尽可能地传播。” 凯文·凯利甚至在自己的个人网站贴出告示——任何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购买25本他的新书，他便愿意无偿前往与企业员工面对面进行交流、演讲。他像播种者一样，努力将求索与思考的种子撒向更多人，以期他们获得帮助与成功。

参与和资助这种信息与成果分享，在美国企业界蔚然成风。凯文·凯利说：“在美国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都将这群思考者奉为座上宾。比如直到今天，Google都会利用每天的午餐时间，邀请一位在某领域有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演讲人来公司进行演讲并录影，以备内部更多地交流传阅。这个被称作演讲人系列(Speaker Series)的长期知识积累对启发Google员工创造力有相当大的帮助。”

美国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这种风气的诞生其实很简单，凯文·凯利说：“第一批成功者是为社会定下基调的人。他们的所做所为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他觉得正因为美国商业界第一批成功者有“思考下一个10年”的意识，才会在过去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形成一个个庞大的智库和众多“商业科学家”群体。那些有效运转的智库体系，诞生之初大多是来自私人的资金支持，之后则会向企业收取高昂的佣金，最终通过完全市场化的商业行为运转自如。这个体系吸纳、聚拢和扶植了非常多的思考者，而正是这个群体保证了美国的商业智慧和创新思维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至于为什么大的互联网创新都是来自美国？凯文·凯利认为，美国互联网第一批成功者对于科技力量的笃信、对于未来的关注以及对于知识的敬重，特别是他们积极“传递成功基因、容忍失败”的文化，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

凯文·凯利观察到美国互联网领域很多成功者都忙着“开枝散叶”而非“围城砌墙”──“第一批成功者后来大都是天使投资人，他们渴望把自己携带的成功基因传播出去，所以他们总是努力触碰更多的人，希望通过让更多人成功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下一批人成功后往往也会像第一批成功者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

同时，创新的一个重要要素是要有“容忍失败”的环境。“我周围的投资人在寻找项目时，愿意给曾经有过失败经历的人更多机会，因为曾经失败过的人会更加努力勤奋，并将得到的教训运用在未来的实践中”。在凯文·凯利眼中，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低谷过后，这些人全部回来了，正是这群人开创了Web2.0时代。

“其实中国亿万富翁数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了。”凯文·凯利说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对知识的认识，对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他觉得更多财富如果能够投入对科学的研究，或者是作为资本帮助更多的新生力量也成为成功者，而不是只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这才会引导社会形成良性和正向的资本循环。

凯文·凯利此次中国行，做了很多演讲，接受了很多采访，但是他对《商业价值》承认：“与听众交流的时候总是有着巨大的‘间隙’。”他很遗憾自己不是大家期待的“水晶球”和“点金指”。

其实，这位看似不创造什么实际价值的“思考者”，恰恰是一个不断创造巨大价值的体系的独特产物。或许，他来到中国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咱们不能因为太想赢得现在，而不断地输掉未来。